我和我的夫人于1996年第一次訪問中國，2002年以后，我們幾乎每年都會到中國訪問。在中國訪問期間，我與中國各地不同層面的人進行交流。我還作為客座教授，在很多大學就我所感興趣的主題發表演講。在西方，了解中國的人并不多，而對中國有所洞悉的就更少了。能夠連續多年在中國進行訪問，是我與中國的緣分。對于外國學者來說，這是難得的深入了解中國的機會。
過去40年，中國經歷了世界文明歷史上最為偉大的轉型，而在實現這個轉型的過程中，中國并沒有像西方工業革命階段那樣，經歷了諸多痛苦。中國在農業和工業層面進行的深層次、快速的改革，讓中國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有了巨大的改善，7億多人擺脫了貧困。中國也從計劃經濟轉向了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，支持民營經濟等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。
曾經，中國是一個“自行車王國”，鐵路也不發達，依靠落后的郵政系統實現通信，靠著高污染的傳統能源發展經濟；而今，中國的高速公路、民航和高鐵讓世界各國贊嘆，社會由互聯網加速聯結，電力和通信設施覆蓋了最偏遠的村落，清潔能源技術世界領先，治污決心可鑒。同時，中國在民主、法制等方面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，為中國人民營造了一個更加安全、可信的社會。
中國從一個封閉的“孤島”，變成了一個在諸多科研領域都逐步領先世界的國家。這些成就，源于其高校和研究機構近年的快速發展。中國的教育，從過往等級分明、嚴格的傳統教育體制，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優良的教學系統之一。中國的教育普及程度也位居世界前列。同樣的發展也見諸衛生事業。中國在醫療方面有很多領先世界的創新，在基礎健康護理方面的水平也相當高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國在改革開放40年中，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與文化轉型。中國家庭的規模和人數有了明顯的縮小，但是家庭作為社會核心組織的理念仍保留了下來。家庭成員中老幼、男女之間的關系被重新塑造，但仍舊和諧親密。中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，呈現出了一個奇妙的過程。
如今，提出“一帶一路”倡議是中國為全世界作出的又一項巨大貢獻，通過對沿線國家的投資，有助于推動各國發展進步。這項倡議提倡中國一貫秉持的和諧、和平等理念，“一帶一路”倡議是一個富有智慧的、精心的、理智的選擇。
“一帶一路”倡議如同一座橋梁，橋梁正是我們當下所需。
在這個高度聯通的世界，我也希望為促進各個文明的和諧共存做一些事情，因此于1983年在劍橋大學創立了“康河計劃”文化保護項目，并和我年輕的同事們創立了英國劍橋康河出版社。我們致力于將中國的各種文化形式帶到英國，翻譯中國的著作，邀請中國學者來劍橋大學訪問與講學；同時我們也通過與博物館、檔案館的合作，建立起國際性的數據庫與數字博物館，收集中國文物和手稿的信息。這樣的文化交流之橋梁，不僅讓西方社會擁有更多機會了解中國，還讓中國人能夠更多地了解西方社會。
作為一個對中國、中國人民以及中國傳統文化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，并且從中汲取了許多知識的人，我衷心希望中國前程似錦。
（作者為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，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終身院士、社會人類學教授）